采寫／陳紀英

編輯／萬天南

作為一位80后的企二代接班人，龍輝起重總經理和大龍積攢了不少“斗爭經驗”——站在“對立面”的是創(chuàng)一代的父輩們。

山東泰安，龍輝起重的廠房里，和老爺子常常巡視一番之后，質問一句，“你們又要亂折騰亂花錢？！”

創(chuàng)業(yè)守業(yè)都不易，和大龍理解父親的這種“挑剔”，“假如有顆螺絲松了，他的想法擰一擰，我的想法是換個更好的，讓它不再松動，一勞永逸”。

吵歸吵，和大龍知道，父親反對的其實不是數字化，而是多花錢。“能不能少花錢多辦事，當然，最好不花錢！”

數字化聽起來輕飄飄的，過去于中小企業(yè)卻是不可承受之重，“買套管理軟件，動不動幾百萬，上千萬，我一年能有幾個利潤呢，砸得起這些錢呢？”

事實上，傳統(tǒng)的企業(yè)數字化的高昂成本，于不少大中型企業(yè)也是不小的負擔。

在廣州，年營收超過5000億的恒大集團，二公子Peter許一直在力推數字化轉型，但購買大型管理軟件，動不動就要申請幾千萬預算，獲得支持也是不易。

Gartner研究副總裁Fabrizio Biscotti近日表示，由于新冠的出現，組織對超級自動化的態(tài)度已經從選擇變成了必然，尤其是那些迫于數字化轉型的組織，急需將更多的數字化業(yè)務流程和IT工作實現自動化。

但另一方面，“上了ERP是找死，不上ERP是等死”，和大龍有過切身感知。

現實的困境面前，中小企業(yè)到底如何下好數字化這盤大棋？

數字化三難：等不了，用不起，配不上

數字化就像“梁山”，于龍輝起重，某種程度上是被動而上。

在龍輝起重所在的山東泰安羊流鎮(zhèn)，密密麻麻分布著60余家起重機廠，堪稱一片紅海，搶客戶，也搶工人。

工人們流動性很大，和大龍在工廠里走一圈，經常碰到陌生面孔。

但工人們認識和大龍，經常跑過來要這位總經理漲工資，和大龍?zhí)а垡豢?，想不起這個人的入廠年限、績效情況、漲薪周期，“我咋知道該不該給他漲工資呢？！”

各種獎懲措施也推行不力。曾經有一位工人，因為操作失誤，給工廠造成了五萬余元的損失，被罰款兩千元，雙方都覺得委屈不已。

“人管人，太累了！”和大龍不勝其煩。

這也是不少中小企業(yè)主的共同困境——300名工人，幾乎是不少中小企業(yè)發(fā)展的上限，管理難度指數級增加，“上管理，就要增加人員，更多的管理流程，和更高水平的信息化人才，高額的管理軟件和硬件，成功與否還很難說，就會增加成本，不上管理，會導致內耗太大，浪費增加，效率降低，你成本比人家高了，產品比人家貴了，你怎么競爭啊，你還是活不下去??！”和大龍危機感十足。

與此同時，在龍輝起重，由于生產流程極為復雜，工人們的薪酬設計也很復雜：考勤、績效、年限、補貼、轉介紹費等等，關鍵變量越拉越多，而且，由于工廠實行項目承包制，一個人的工資變動，會影響其他所有人，用Excel“算不清也算不動了”。

龍輝起重生產車間

一刀切的定薪制同樣不可取，這會導致逆淘汰，“沒有好的績效機制，車間里全剩下老弱病殘了”，這樣的代價，龍輝承受不起。

無奈之下，和大龍決心登上數字化的“船”，這才發(fā)現，“船票”太過昂貴。

他曾向某全球化管理軟件巨頭詢價，“搞完一套軟件起碼上千萬”，一年營收三四個億的龍輝用不起。

轉頭選擇國產軟件，也不便宜。僅僅一個財務模塊的定制，經過各種討價還價，還花費了50萬。

而且，這些軟件的修改權限不在用戶端，而在供應方，“如果后期需要優(yōu)化，派駐一個工程師進場，一天的費用人均就得收幾千元”，和大龍苦不堪言。

僅僅數字化財務模塊遠遠不夠，還必須延伸到生產環(huán)節(jié)。

但和大龍看了一圈，發(fā)現市面上標準化的ERP沒一套合適的，“上了ERP是找死，不上ERP是等死。為什么是找死？成本很高，費用很大，而且企業(yè)只能去服從于ERP，按照他們的流程去做企業(yè)。但是我們不是那樣的企業(yè)，我們沒有辦法去適應標準化的流程”。

如果削足適履，全部按照標準化的ERP軟件重改公司流程，改革代價太大，耗費成本太高。

和大龍舉過一個例子。龍輝經常會臨時雇傭臨時勞動力，提供勞務報酬后，后者卻沒有發(fā)票等憑證，“這個帳我們必須要記，但是我們還記不到ERP的財務系統(tǒng)里面去，因為沒有發(fā)票，這個問題起碼困擾中國90%以上的中小企業(yè)”。

1000公里外的位于浙江寧波，漁具生產企業(yè)海伯集團的80后董事長賀少杰也深受此困。

他考察過德國、美國的同業(yè)數字化案例后，嚇了一跳，“他們數字化的成本實在太高，信息化成本占到每年投入的40%-50%，我們是沒有能力承受的，就算最初做了投入，也沒有能力持續(xù)做好”。

其實，和大龍和賀少杰的困惑并非個例。

賽迪智庫科技與標準研究所張百茵曾調研過中小企業(yè)數字化轉型難的三大困境：第一，成本過高，在軟硬件購買、系統(tǒng)運維、設備升級、人才培養(yǎng)等方面需要持續(xù)投入大量時間和資金，而大部分中小企業(yè)不具備這個實力；其次，技術水平難以滿足中小企業(yè)數字化轉型升級需求，通用型解決方案，無法滿足中小企業(yè)個性化、一體化需求；其三，人才儲備不足是中小企業(yè)數字化轉型升級瓶頸。

低代碼的新答案

一邊是中小企業(yè)高度定制化、個性化的數字化需求嗷嗷待哺，一邊是數字化的支出高居不下，歸根結底，是因為供不應求。

咨詢公司Gartner 預計，2021年，市場對于應用開發(fā)的需求將五倍于IT公司的產能。

供需缺口的高壓之下，低代碼、無代碼開發(fā)幾乎是唯一解決方案。Gartner預測，到2024年，全球約有 65％ 的應用程序都將涉及低代碼開發(fā)。

和大龍最終也走上了低代碼這條必選之路，“我們用不了標準化ERP，逼著我們想自己的辦法?！?/span>

數字化的起步，始于2015年7月，那一年，龍輝起重開始使用釘釘考勤。

龍輝數字化管理后臺

到了2018年，和大龍接觸到了低代碼開發(fā)工具，發(fā)現可以用低代碼在釘釘上，個性化搭建組織架構和生產流程，如今，一年下來的數字化成本，只需要3萬元。

更為關鍵的是，搭建門檻極低——和大龍作為一個計算機愛好者，并非科班出身，也能輕松搭應用。疫情期間，為了統(tǒng)計口罩分發(fā)，和大龍用了一小時就就搭建了應用，“今天搭，用一下，好用了，明天繼續(xù)，不好用，再搭一個”。

兩年間，和大龍和另一位同事僅僅兩個人，搭建了起了200多個應用，串聯(lián)起工廠的“財、物、人、事”，實現組織管理和業(yè)務生產的同步數字化，“起碼節(jié)省了幾百萬的軟件費用”。

于此同時，使用門檻極低——龍輝起重的大多數一線技術性員工年齡都超過40歲，小學初中畢業(yè)者居多，但基本上沒有任何使用門檻，“培訓一次，無感使用，三五秒就完事兒了”，甚至連掃地的保潔阿姨，也能輕松上手。

如今，數字化已經覆蓋了龍輝起重的行政、財務、生產工序等方方面面。

轟隆隆的生產車間里，隨處可見的數據大屏上，出貨量、生產量、耗損率、中標數等核心數據，每隔一分鐘就刷新一次。

以人事管理為例，龍輝起重不設HR，而是采用“1天獎勵1元錢”的方式，鼓勵工人轉介紹招工——被推薦工人每工作一天，推薦人就獲得一元獎勵、上限為500元，獎勵之下，工人們爭相內推，新員工穩(wěn)定性提升。

而和大龍只需要一個花名冊、一個推薦人表、再關聯(lián)新人入職時間和在崗時間，就能通過低代碼工具搭建一個流程，把獎勵按天計入推薦人的工資里。

于此同時，200多個流程表單沉淀的大量數據，匯總的可視化報表，如同一雙天眼，讓管理者心中有數，“就跟打麻將一樣，每打一圈就知道我贏了還是輸了”。

龍輝所在的起重機行業(yè)，成本大頭是原材料，而鋼材價格變動幅度劇烈，龍輝的統(tǒng)計表中，把鋼材價格這一變量也實時引入，“正在生產的每一單貨，我都能實時統(tǒng)計出虧多少盈多少”。

數據的價值不僅在于洞察，還成為管理的標尺和指引。用電量、下料量、質檢量都能反映生產效率的差別。由此，和大龍也經常根據數據動態(tài)調整每個班組、每個人的績效，五人制班組內每個人的工資相互制約，“工人每漲一塊錢都有根有據，小班組也更加團結追求更高的效率，工廠整體產值就上去了。”

這套數字化系統(tǒng)不僅是自上而下的推行，甚至還能自下而上的反向推動。

為了統(tǒng)計工作量，生產部門曾經專門招聘了一個女文員，每天在車間里來回巡視，用Excel統(tǒng)計工作進度，但這個統(tǒng)計是滯后的并非實時的，與客戶下單以及原料供應進展有著時間差，經常搞得措手不及，進度不一。

為此，生產部門主動提出要開發(fā)表單，實現工人掃碼自動統(tǒng)計，原料、生產、訂單實現了實時對齊。

龍輝生產部管理后臺

海伯集團的賀少杰也同樣品嘗到了“低代碼”的便利。

由于漁具的產品極為多樣化，每款產品的零件型號不一。過去，班組組長每天早上或晚上要耗費一個小時開工單，手寫所有產品和零件的編號、型號，一旦出現一個錯誤，生產環(huán)節(jié)就需要耗費更長時間糾偏。

現在，海伯把老師傅的經驗沉淀為作業(yè)指導書（SOP），倒入釘釘數字化工廠小工單，只用1-2分鐘，就能完成工單下發(fā)，也避免了人為錯誤，大大減輕了一線班組長的工作量。

在浙江紹興，地板企業(yè)富得利木業(yè)僅依靠一位IT人員，利用低代碼開發(fā)，搭起了一套MES系統(tǒng)。應用之后，生產周期從60天縮短到了40天。

艾瑞報告也顯示，中小企業(yè)更為偏愛低代碼，由于應用復雜度低、業(yè)務流程相對簡單等原因，95%的應用場景均可用低代碼來完成。與此類比，中大型企業(yè)中低代碼目前可覆蓋70%的應用場景。

效率的提升，成本的降低，最終體現在企業(yè)的業(yè)績上，從2015年至今，經過五年數字化之后，在保持工人總數不變的前提下，龍輝人均產出超過百萬元，廢鋼率僅為4%，遠低于行業(yè)平均的10%，公司產值從1億提升至3億，并保持30%的年增速，成為區(qū)域內同行業(yè)人效比最高、單位面積產值最高、工人收入最高的企業(yè)。

盡管和老爺子依然會時不時過來挑刺兒，但有了數據打底，和大龍硬氣了不少。

搶奪低代碼風口

風口之上的低代碼，不僅僅是中小企業(yè)的專屬。所謂的低代碼開發(fā)平臺，是指那些無需編碼或很少代碼(No?Code?or?Low?Code)就可以快速生成應用程序的工具。

當程序員越來越不夠用，全民開發(fā)者浪潮來襲，大企業(yè)也對其偏愛有加。

其中，敏捷、高效、成本可控的RPA（機器人流程自動化）技術，已有超70%的世界500強企業(yè)采用。早在2012年即將推出ModelS之際，特斯拉就放棄了SAP的ERP產品，改用低代碼開發(fā)平臺Mendix，用25個人四個月時間自建ERP系統(tǒng)。

今年1月，阿里云智能總裁張建鋒在釘釘發(fā)布會上表示，低代碼開發(fā)將定義新一代的開發(fā)方式，讓企業(yè)自己掌握數字化轉型的主動權。我們今天有機會去重塑整個中國軟件的格局，在全球率先實現新的軟件生態(tài)體系和開發(fā)模式。

從去年下半年至今，中外科技巨頭也紛紛下場，布局低代碼。

2020年，微軟收購老牌RPA企業(yè)Softomotive，作為增強企業(yè)自動化的一部分，微軟CEO薩提亞·納德拉也把其定義為微軟的“Next Big Thing”。

2020年8月華為云發(fā)布低代碼開發(fā)平臺ROMA AppCube；2021年1月15日，騰訊云推出“云開發(fā)低碼”。

而在阿里巴巴副總裁葉軍看來，“低代碼是我們的殺手锏”。

今年1月中旬，釘釘推出低代碼開發(fā)工具宜搭，而釘釘的定位，也更新為“企業(yè)協(xié)同辦公和應用開發(fā)平臺”。

于終端用來說，低代碼就是一個隨取隨用的應用平臺，因此，在低代碼風口大戰(zhàn)中，應用的豐富性，是考驗競爭力的關鍵。

科技巨頭面臨的一個挑戰(zhàn)就是，其自身也介入了To B市場，那么如何設置邊界，如何吸引更多的第三方玩家入場？

對此，葉軍告訴《財經故事薈》，“要有邊界，一方面是我們的原則，另一方面是我們的能力，一方面是該不該，一方面是能不能，是兩個視角看問題”。

所謂的邊界，是指釘釘只會做基礎應用，不涉及具體行業(yè)的業(yè)務邏輯，以及本地化的實施和交付，都交給垂直公司去做。

與此同時，傳統(tǒng)軟件公司與低代碼平臺也并非水火不容的零和博弈。比如釘釘等新平臺九成場景和用戶在移動端，而傳統(tǒng)軟件公司如金蝶大頭在PC端，雙方定位有差異，此外，金蝶也上線了低代碼開發(fā)平臺，希望從釘釘獲客，最終雙方的關系其實競大于合。

此外，則是把決策權交給用戶。

到了4月底，釘釘平臺上的應用數已經成倍增長，葉軍發(fā)現，這些應用中，企業(yè)自建應用使用頻率最高，第三方應用次之。

和大龍就分別使用過釘釘官方的低代碼工具宜搭和第三方提供的簡道云。

相比于傳統(tǒng)的管理軟件，低代碼收費要低廉許多，僅為前者的幾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如此一來，是不是意味著企業(yè)數字化的商業(yè)變現空間大大縮小了？

對此，業(yè)界反而有相反看法。極客幫創(chuàng)投創(chuàng)始合伙人蔣濤認為，“回顧歷史，每一次編程帶來的簡化，均帶來開發(fā)者數量的倍增，同時擴大產業(yè)的范圍和邊界，帶來產業(yè)的倍增”，低代碼開發(fā)亦不例外。

葉軍也很樂觀，“表面上看把50萬變成1萬，好像錢賺少了，其實不是的，成本降低后，創(chuàng)造了新需求和新市場，這個市場是連美國都沒有徹底爆發(fā)的，規(guī)模會遠遠大于傳統(tǒng)的軟件行業(yè)?！?/span>

就如同過去幾十年，計算機的價格不斷下跌，但整個計算機產業(yè)的規(guī)模上漲了成千上萬倍一樣。

艾瑞發(fā)布的《2021年中國低代碼行業(yè)研究報告》則預估，2020年中國低代碼行業(yè)市場規(guī)模為15.9億，受疫情影響增速有所放緩達到80.2%。未來5年，行業(yè)整體仍將維持50%以上的復合增長。

而和大龍也樂見其成，這意味著他的選擇越來越多了，也意味著他作為接班的企二代，和創(chuàng)一代父親的分歧會越來越少，“少花錢多辦事”和“低門檻數字化”正在成為兩人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