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知識分子

The Intellectual

圖源：Pexels

撰文丨嚴勝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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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項目越來越卷了。

申請數量從2014年的近6萬（注：當年資助數量為15000，資助率為25.35%）增長到2023年的近12萬，增長了100%。更有一份最近廣為流傳的數據顯示，2024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共接受178347項面上申請，相比于2023年增幅達49.1%?！吨R分子》向一位內部人士求證這一數據的真實性，得到的答復是“差不多”。

這個面向青年研究人員最重要的資助項目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資助率從2014年的25.35%降到2023年16.99%?？的螤柎髮W社會學系教授達里爾·楚賓（Darryl E. Chubin）和前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社會與經濟科學部主任愛德華·哈克Edward J. Hackett將10％的資助率稱為“希拉徳點”，認為這是美國科學基金會資助率不可突破的底線，低于這個底線，科學基金的資助將進入“荒唐狀態(tài)”[1]——如果在入圍的項目數保持不變情況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的面上項目今年的資助率可能只有11.39%。

面上項目為什么變得如此擁擠？如何平衡資助率與資助金額？在這個面向全國最大規(guī)模的競爭性資助項目中，近18萬份的申請如何進行公正地評價？

擁擠為何發(fā)生？

從表面上看，2024年的放量與一項施行十年的限項規(guī)定落幕有關?！皟赡瓴恢型笠荒辍?(簡稱“申二停一”)，這項2014年落地、被稱為“基金委有史以來最為嚴格的限制申請措施”極大減緩了申請增速，降低了十年來項目的評審成本。

而長年來的內卷局面則關乎科研團隊的日漸壯大。

科技部去年發(fā)布的《中國科技人才發(fā)展報告（2022）》中指出，我國研發(fā)人員全時當量由2012年的324.7萬人年增長到2022年的635.4萬人年，穩(wěn)居世界首位[2]。

人員翻倍，錢卻沒有變得更多。近十年來自然科學基金整體經費增加 40%，但面上項目的金額自2014年達到119.35億后并無實質性的增長。資助率從2014年的最高值 25.35%一路下降至 2023 年的 16.99%，資助強度也從79.57萬/4年降至49.46萬/4年[3][4]。

圖1 面上項目資助經費及占比情況（2010-2022 年）[5]

多位研究人員告訴《知識分子》，80萬基本能夠滿足項目執(zhí)行的需求，而49萬，用他們的話來說，“基本只夠給學生發(fā)工資和購買一些簡單材料，做不了更好的研究”。

不過他們很快又會自洽，“與錢無關”，“30萬、20萬，就算不給錢，面上項目還是要繼續(xù)申請的”。

面大量廣的面上項目是科學基金自成立時就設立的資助形式，其初心是“面向全國、自主選題、不受行政干預”。

但經過30多年的發(fā)展，因其公正性廣受好評，反而成為了絕大多數職稱評選的重要評價指標，一個不成文的規(guī)則是，面上項目是通往正高職稱的基本門檻。雖不及“院士”、“杰青”這類人才帽子的分量，但與職稱掛鉤，面上項目動員了學術界規(guī)模最大的人群樂此不疲地參與到這場殘酷的競爭中。

在不少學?；蚴茄芯繖C構，面上項目不僅是科研人員的kpi也是領導和機構的考核指標。有經費充足的研究者被領導架著去申請；有院系里的“潛力股”收到行政人員“無微不至”的關懷，從進度到格式乃至字體都會逐一修正，“雖然內容搞不懂但每年都樂此不?！保贿€有人將每年基金揭曉的情形比作“高考放榜，范進中舉”。

一位相關研究領域的學者呼吁，項目與職稱脫鉤， 這也符合人社部“不得將科研項目、經費數量、獲獎情況、論文期刊層次、頭銜、稱號等作為職稱評審的限制性要求”(人社廳發(fā)【2022】60號)。“之后是減少項目數量，提高額度，讓真正高水平的人去做面上項目。有了這個定位，很多人自然就放棄申請了，不要把面上作為人家飯碗的門檻”。

但如果繼續(xù)按照這樣的競爭態(tài)勢，即便是水平排在最前面的那些單位和人也并不會占到太便宜，上述學者表示，“資助額度不大，申請審批過程繁瑣，他們沒有心思好好做”。他還擔心，一旦資助率繼續(xù)下降，一些人甚至會選擇鋌而走險?！按蠹視絹碓浇箲]，拿不到項目就評不了職稱，然后就會去運作，寧可花三五十萬也得去弄個項目來”。

但凡評價制度稍作改變，科研人員對于面上的熱衷就會消減。一位行業(yè)的研究院的研究人員介紹自己院里的申請狀況時說道，“我們單位沒有幾個人申請面上，國家項目任務重錢也比較少。我們的評價體系里不看國家項目也不論SCI論文，關心的是有沒有發(fā)明出新技術，有沒有解決行業(yè)實踐中的具體問題，有沒有寫規(guī)范指南?？傊褪遣豢炕鹞??！?/span>

越來越卷的經費指標

“只要不停止，每年都會有機會”，一名211高校的工科副教授王琳（化名）說道，這是她第三次沖擊面上項目。多位青年研究院人員告訴《知識分子》，身邊能申請的人基本都申請了。

2020年是她第一次申請面上項目，生完孩子沒多久她就收到了評審的回復。開頭評審對她的工作做了極大的肯定，但中途筆鋒一轉，犀利地指出，“為什么申請人這兩年論文發(fā)表比以前差了那么多？要注意對學術的積累??！”。這句話一下子讓王琳感到崩潰，無數的委屈涌上心頭，“是我不想積累嗎？我產褥期都在改論文，是我不努力嗎？”一氣之下，王琳選擇退出面上項目的競爭。

選擇的代價很快落到王琳的頭上。一個在學校層面有申請名額限制的部委項目也失敗了。她花了很大功夫寫標書準備競選，但還沒有等遞上去，另一個參選的老師直接打電話過來炫耀自己的“學術資本”：“我有面上項目你沒有，我有很好的團隊支持，我們對項目志在必得”，將王琳排擠出局。

在不健康的機構文化里，大家公認需要經過學校遴選的項目更難。一個雙非院校的講師講述了他所遇到的市級項目的分配邏輯，重點方向之類的項目，基本上校長、副校長和各個處長就分完了。小的兩三萬的項目院長、副院長拿走一把。如果有年齡的限制，領導不拿讓團隊的人拿?！斑B幾萬塊的項目，這些做領導的都來爭，青年老師更沒戲”，他說道，“最公平的還是國家基金，全部送審，沒有指標”。

看上去科研資助經費欣欣向榮、花團錦簇，但重點重大項目限制太多，而省市里的“小錢”又太過畸形，只能找些橫向來勉強度日。可是當王琳背負的指標從2017年入職的幾萬塊增長到小百萬時，她再也無法忍受了，“似乎陷入了一種無意義的循環(huán)，對那種生活感到迷?！?。

經費指標的增長速度就像坐火箭一樣，沉重最終落在了每個人頭上。一位東部211大學副研究員張遠（化名）介紹，“學院前些年的總科研經費是幾千萬一年，有一年突破了1個億后，第二年馬上加碼到1.3億，整來整去去年要求2個億。目前“學院將近300名老師，真正能拿到大錢的不多，做大貢獻的可能一二十個，還有那么幾十個能達到平均水平，大部分還是達不到學?？己艘蟆?。

張遠是2011年趕在“非升即走”前夕留校的，第二年中了青年基金，2014年升了副高，但面上項目失敗了六七次。2019年他第一次參與晉升正高的評選，當時的氛圍已經不妙。5進3的角逐，張遠參與了2個國家重點研發(fā)計劃以及手里有數十篇論文，超兩倍完成晉升規(guī)定的工作量，但最終還是被淘汰。

這是他未來幾年中最接近正高的一次，不久后學校就更改了標準，不僅要求國家項目，還有一定的金額要求。因為此前的兩個重點研發(fā)都是多個單位二三十個人一起參加，分到張遠頭上的金額不及學校對于國家項目的評定標準，之前的兩個項目被判定為省部級項目，評職稱變得遙遙無期?！耙郧爸灰且粔K錢，只要是國家給的，自然基金給的都算國家項目，現(xiàn)在重點研發(fā)到校金額100萬才算一個國家項目”。

2019年沒申上那會，張遠坦言自己的心態(tài)非常不平衡，他認為在5個人當中自己雖然不算最好但也是靠前的，后來看到自己身邊也有人從副教授退休，心態(tài)就逐漸平和了。他也慶幸自己入職得早，另一個比他早幾年畢業(yè)的博士則因為多做了幾年博后延后了入職時間，最終受“非升即走”影響沒能留下來。但他依然沒有放棄晉升的努力，今年也申請了面上項目，“相當于每年投個彩票”，從副教授退休還是他無法接受的結果。

評審承壓

越發(fā)內卷的面上項目，考驗的不僅僅是眾多的研究人員，更有評審體系。新增近6萬份，申請量考驗著承壓嚴重的評審體系。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醫(yī)學科學部研究員江虎軍等人基于2014-2021年NSFC函評專家指派狀況做了分析，從不同角度闡釋了目前所面臨的評審負荷[6]。

調研數據顯示，完成1份面上評審的平均時間為2小時，在一個月內若評審20份面上項目，每位函評專家需要約34小時，“這對于利用工作之余來評審基金項目的專家來說依然是一項繁重的任務”，文章總結道。

與此同時，NSFC專家的評審份數在不斷走高。11-15份間的專家占比雖有起伏但維持在45%以上，16-20份的占比則呈快速增加趨勢，2020年、2021年分別達到53%和28%。研究者分析，這或許與面上評審上限由原來的15份調整至20份有關。

圖2 函評專家被指派的全部基金項目數量分布情況

而對這8年間參與面上、青年、地區(qū)三類項目函評專家的年齡進行統(tǒng)計，分析結果表明，56歲以上專家占比呈上升趨勢。其中56～65歲年齡段從2014年的15.56%增長至2021年的31.61%。作為主力軍的46～55年齡段，占比則從50.89%下降到39.06%。

圖3 評議面上項目、青年科學基金項目和地區(qū)科學基金項目三類項目的函評專家的年齡分布情況

有觀點認為，斷檔局面的形成，和現(xiàn)在年輕人拿項目越來越難有關，只有拿到項目之后才能進入專家?guī)靺⑴c評審。但現(xiàn)在博士畢業(yè)28歲，2到3年拿到項目就是30歲左右。還有一些人讀博時間久，35歲才畢業(yè)，拿項目的時間又要往后推”。這與當下內卷的局面構成一種互文。

“二停一”（“兩年不中停報一年”），曾因緩解評審壓力而誕生，但自2014年出臺以來，對其的詬病并不少見。常見的理由有：“不能因為評審負荷重就剝奪別人每年參加比賽的權利”“申請暫停1年，申請人的科研卻不能暫停。沒有基金資助，申請人科研何以繼續(xù)？”“青年基金、大佬們的項目（重點、重大、國合、區(qū)域聯(lián)合、杰青）可以每年申請，為何面上項目不能每年申請？”“全球所有科研基金中，只有NSFC面上項目有此奇葩的規(guī)定”……

具體到實踐，限制所擠出的名額很快被青年科研人員的增長、職稱考核的壓力、科研環(huán)境的逼仄所取代，而今年暴增的申請數可以看作以往規(guī)定的反彈，最終也未能平抑需求?！岸Ｒ弧钡南拗谱罱K也在實施十年后廢除。

如何在公平與效率間平衡？這幾乎很難有一個完美方案。

社科基金以及省級科學基金的做法則相對輕巧，將指標分配到每個機構，總額控制下評審的數量可以預期。但弊端也很明顯，除了會像前文那樣，依據行政權力、資歷等非學術因素分配指標，機構與機構之間如何分配也容易出現(xiàn)偏差。

湖北省自然科學基金就是屬于總額控制的那一類。2022年省科學基金面上項目出臺新規(guī)，開始實行“申二停一”。湖北省科技廳基礎研究處李慧告訴《知識分子》，此舉是為了讓單位內部那些沒有拿過項目或沒有機會申報的人有更多的機會申請，并不會減少或增加評審的工作量。

但“面向全國，自由申報，不受行政干擾”是面上項目自成立時就做出的承諾，其能讓所有人獲得平等的機會，盡量不被與能力無關的因素扭曲，不能輕易更改。這種理想需要繁重工作來支撐，我們愿意付出多大的評審成本？去限制哪類不合理的需求，又鼓勵哪些人參與？這是任何一個大規(guī)模評審都無法回答的問題。

但是2024年，審評該怎么審？2020年NSFC在答復人大代表建議時指出，現(xiàn)共有通訊評審專家23.9萬名[7]，考慮到各種回避制度，是否會出現(xiàn)評審專家水平參差不齊甚至還不如申請者的的情況？這是一個關乎十幾萬人的問題。

參考文獻：

[1] Chubin D E，Hackett E J，著；譚文華，曾國屏，譯.難有同行的科學—同行評議與美國科學政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2]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3/12/31/nw.D110000renmrb_20231231_6-01.htm

[3] 王其冬, 李東, 郝艷妮, 何賢芒 & 高江麗. (2018).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資助的演進:基于1986—2016年統(tǒng)計數據的分析. 中國科學基金 (02), 150-155. doi:10.16262/j.cnki.1000-8217.2018.02.004.

[4] 郝紅全,楊好好,趙英弘,郭向利,傅小華,郝靜雅… & 王巖. (2024). 2023年度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申請、評審與資助工作綜述. 中國科學基金 (01), 2-7. doi:10.16262/j.cnki.1000-8217.2024.01.010.

[5] https://www.nsfc.gov.cn/Portals/0/fj/fj20230605_01.pdf

[6]江虎軍, 郝艷妮, 王蕊, 鄭知敏 & 楊列勛. (2023).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函評專家指派現(xiàn)狀及其分析. 中國科學基金 (05), 872-876. doi:10.16262/j.cnki.1000-8217.20231027.001.

[7] https://www.163.com/dy/article/FT2UESD80512TP34.html